「创想群说」总览全球银行业，这里风景独好？

发布日期：2024-09-19 15:19

来源类型：凤凰卫视 | 作者：王子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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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系英凡研究院特约研究员，银行网络金融部副总

从美国近百年来的经济发展看，每一次经济危机之后，必然伴随着金融监管的趋严，这种束缚状态运行数年之后，总会因经济的复苏而对经济产生羁绊，逐渐转向宽松，在不经意间触发下次危机，仿佛周而复始。次贷危机延续至今，主流的论调认为“影响依然在”。

当地时间2010年6月25日，美国国会参众两院联席委员会的议员们通宵达旦，就大萧条以来规模最大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出台了史上最严的《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多德-弗兰克华尔街改革和消费者保护法），法案细节浩如烟海，例如生前遗嘱（living will）、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设立消费者金融保障局和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指定系统性重要银行等。

作为次贷危机的发端地，美国给世界各国做好了表率。金融稳定理事会、巴塞尔委员会、支付与清算体系委员会、国际证监会组织等陆续出台加强金融监管的规则。世界各国都纷纷追随，开启了监管改革之路，在趋严的道路上一骑绝尘。

次贷危机是世界金融、乃至世界经济的分水岭，之前我们还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宽松的监管环境中吃着火锅、唱着歌、烈火烹油、鲜花似锦；而之后，就是凛冽的寒冬。

监管为什么趋严？

金融监管的有效性是一个恒久话题，尽管政府视金融危机为洪水猛兽，普通民众也在经济大衰退中舔舐伤口，但每一次危机对金融、监管都是难得的锤炼，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让金融更稳健、监管更有效。

第一个方面。长久以来，金融更看重资本监管，8%的资本充足率还不够高吗？危机中摇摇欲坠的那几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都超过了8%。然而，次贷危机恰恰是流动性出了问题，于是监管开始考虑补充缓冲资本、逆周期资本，调整资本充足率的计算公式。《巴塞尔资本协议Ⅲ》将商业银行资本监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资本充足率8%；第二层次是储备资本要求2.5%、逆周期资本要求0-2.5%；第三层次是系统重要性银行1%的附加资本要求；第四层次，第二支柱资本要求。其中的逆周期资本，经济环境好时，银行预先提取货币损失准备，待经济环境不好时再拿出这些货币来刺激增长。

第二个方面。之前的监管更着眼于单个机构的分析，对机构的外部性缺乏关注，而次贷危机的产生，就是忽视了雷曼等机构的外部性。次贷危机的源起，是因美国将房地产抵押贷款进行了资产证券化，贷了一笔款出去，不再考虑贷后风险管理，也不再头疼贷款收不回来怎么办。监管部门将“系统重要性银行”罗列出来，让其提升抗风险能力，再出问题可以自保，政府不再救助。金融稳定理事会设定了评估机构的5个维度12个指标，例如全球活跃度、规模、关联度、可替代性、复杂性等。

第三个方面。反思经济一体化、金融全球化的弊端，监管部门开始考虑金融全球化对本国/地区金融可能产生的冲击和危害，金融保护主义抬头。次贷危机之前，主流人群还是憧憬着地球村的美好，金融全球化致使资金在各个国家之间进进出出，加深了各国之间经济的交流，同时却也带来了全球化的经济动荡。中国大妈在舞林广场挥挥衣袖，就能在纽约的黄金期货交易市场引发波澜；而重量级的雷曼气息奄奄，欧洲、日本全面崩盘。次贷危机之后，美国监管机构认为跨国银行的美国分行若会危及美国金融稳定，照样可以勒令关门，从而造就了各国银行深恶痛绝，但又谈之色变的“长臂监管”以及针对基于反洗钱政策的巨额罚款。

监管思考伴随着次贷危机对全球金融、经济影响的未完待续自然而然地进行。每一次危机之后的金融发展轨迹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风险暴露；等所有的风险都暴露差不多了，该损失的都损失干净了，就到了第二个阶段，自我修复，机构自身恢复活力，重振信心；第三个阶段，规则重建，各国的监管、全球关键的金融规则制定者们更改监管体系，监管趋严。

规则重建，涉及的不仅仅是金融规则，更多的是国与国之间的经济规则。咨询公司GFT考察发现，95%的全球及各国系统重要性银行都认为全球银行业进入了以监管改革为主线的新常态时期，并且这一影响会长期持续。

金融真正的挑战？

监管趋严是金融面临的一个关键挑战，监管改革皆以安全为一切行动的基本出发点，很容易忽视银行业及市场的发展。

关于资本充足率要求的提升、对衍生品等花哨产品的约束、对跨国金融的反洗钱政策等，都对金融机构产生重大冲击。经美国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统计数据显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美国平均每年也有19家新银行获牌。然而2010年至2015年7月，美国倒闭的商业银行达1341家，只有2家新银行获得牌照。英国也在2009年启动了金融监管改革，内容包括加强消费者保护、增强金融服务局的监管权力、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加强危机管理等；在系统性风险管理中也提到了“抑制金融系统中会放大经济繁荣的过度信贷扩展”、“制定长远的反周期政策”等。几乎在同一时间，欧盟出台了《欧盟金融监管体系改革》，聚焦在金融稳定、系统风险、跨国金融，强调宏观审慎监管。

这些都导致金融机构在监管的威严下瞻前顾后、谨小慎微。但监管再严，只要有赚钱的地方，金融总会趋之若鹜。而令人担忧的是，放眼望去，盈利点寥寥无几，这才是金融面临的真正挑战。

受次贷危机的冲击，美国、欧洲、日本一直以来都是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妄图维持心目中的通货膨胀目标，促进经济增长。美国似乎找到了困境的出口，自2009年起，一路从工业制造2.0向4.0大步迈进。美国的潜力在于高科技与制造业的结合，并且人民还是习惯了兜里没钱的乐天派，家庭作为社会基本单元也去了不少杠杆。

但从金融系统的数据看，美国似乎并没有那么好，或许是因为实体向好传递到金融需要过程，也或许是因为严格监管。次贷危机以来，美国一直在维持量化宽松的政策，金融机构一直低利率运行（美国的利率模型没有负利率变量）。联邦基金利率在2008年12月16日调降为0-0.25，2015年12月16日又调高了25个基点为0.25-0.5。然而效果如何？2015年一季度银行机构向美联储总存款651亿美元，比总贷款525亿美元还多，银行机构目前在美联储的实际存款是法定要求的29倍，并没有拉动贷款。

而相对美国，欧洲、日本还没有找到自己的出路。2016年年初，日本宣布加入“负利率”阵营，想刺激市场，提振关于通货膨胀的信心，但对金融市场的打击很大。一方面普通民众避险情绪高涨，开始囤积现金，对市场的信心有些不足，需求拉动效果有限；另一方面，压缩了银行息差，业务范围聚焦本土的银行必将面临极大的转型压力，或者发展创新，或者成本转嫁，提高风险偏好，配置高风险资产，迫使银行业风险承担水平提升。于是，大银行进行海外扩张，小银行组织并购，寄希望于规模效应。2015年数据显示，日本五大行净利润增速平均-9.21%，净利息收入增速为-1.76%。

欧洲的负利率阵营由欧洲央行、瑞士、瑞典、丹麦等组成。日本的负利率还属于央行资产负债表层面，欧洲的负利率直接向居民储蓄开刀了。瑞士邮政旗下银行PostFinance宣布，“将从2017年2月开始对存款金额超过100万瑞郎（约合100万美元）的客户收取1%的年费”，并将原因归咎于瑞士央行的负利率政策。从理论层面看，负利率不过是量化宽松的延续，从1.5%降到0，从0降到-1.5%，都是为了刺激市场。却忽略了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如果利率已经降到极低水平，单靠货币政策达不到刺激经济的目的，这种情况，货币政策就失效了。

从2015年第四季度欧洲大型银行的财报看，15家大型银行6家亏损，9家利润下降。其中瑞士信贷银行、德意志银行和汇丰控股有限公司2015Q4对比2014Q4，净利润分别下降65.19亿、25.66亿、23.56亿。欧洲除了缺乏经济增长点、负利率运行外，还有政治因素，特朗普当选是黑天鹅，英国脱欧成功也是黑天鹅。欧元区失业率长期在10%以上，加上难民的涌入，社会问题愈加突出，法国、德国等主要经济体大选、意大利“脱欧”风险等，政治风险事件无疑令整个经济环境雪上加霜，使得欧洲的未来更加扑朔迷离，系统性风险不断积聚，不知何时集体爆发。

美国、欧洲、日本等主要经济体中金融所面临的挑战，与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等毫无瓜葛。这些金融机构心心念念的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贸易萎缩、低利率运行、严苛的监管、以及地方保护主义的抬头。这些因素中最关键的，还是全球经济增长乏力，金融机构不得不在压力下挣扎求变，寻求新的出路，在探索中追逐新的经济增长点。

科技创新是一条出路？

前方道路障碍重重，金融机构的出路在哪儿？不外乎是“完善公司治理、调整业务模式、探索新的市场、运用高新科技”四条路。危机后最受冲击，最需要改变的正是那些全球化、全能型、“大而不倒”且上榜的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例如摩根大通、美国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花旗银行、渣打银行等欧美的大型银行。花旗银行从24个市场、汇丰银行从20多个市场撤离或缩减了零售业务，但同时也在大力开发新兴市场。渣打银行比较激进，收缩欧美战线，拓展新兴市场，曾经90%的收入和利润来自亚洲、非洲和中东地区，但随着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及全球贸易萎缩，近期也受到重大冲击。日本大银行在负利率环境及国内疲软需求的驱动下，也在积极向海外扩展。

在不断调整发展战略、业务模式、探索新市场的同时，大型银行的复杂业务比例也明显下降，业务重心开始回归、聚焦传统业务。以创新著称的FICC（FixedIncome Currencies & Commodities，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交易）业务压降得厉害。2008年以来，高盛集团、瑞士信贷银行、摩根士丹利、德意志银行、美国银行平均降幅在20%。大型银行也更注重将自身最优质的服务和产品做大做强，并且延伸到国外市场。例如，英国巴克莱银行将固定收益服务引入美国，渣打银行把现金管理推向美国，加拿大皇家银行将高净值人士财富管理延伸到美国、新加坡和香港。他们这样做的另一个原因，就是监管太严，缺少套利空间，只好老老实实经营不那么花哨的产品。

金融机构不得不在压力下挣扎求变，在探索中追逐新的经济增长点。现在的金融业恰逢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蓬勃发展。互联网金融和金融科技不是金融体系的挑战，只是银行在各种压力之下谋求转变的一条道路。银行的路很多，“运用高科技”只是道路之一。从大型银行的创新实践看，巴克莱银行、花旗银行、瑞士银行、瑞士信贷、三菱银行、桑坦德银行、ING集团等都成立了区块链实验室，并将区块链技术应用于信用证、银团贷款、贸易结算、项目跟踪、合同管理等领域，花旗银行还推出了实验室阶段的“花旗币”。此外，北欧联合银行在加大手机银行投资力度，推广大数据营销；巴克莱银行在打造数字银行，与互联网公司深入合作；花旗银行在拓展手机银行业务；ING集团在大力发展电子服务机器人，并将大数据技术运用于科技贷款。

从上述创新看，这些大型银行致力于用高科技重塑传统业务、重塑传统流程，勇于变革与试验，而非鼓吹普惠金融。

富国银行的偶像光环破灭之后，将数据运用到极致的Capital One成为了冉冉升起的一颗新星。理查德·费尔班克（Richard Fairbank）在1988年创立Capital One之初，就坚信银行的竞争力是对金融信息的收集与处理能力，应该运用信息科技与高频测试来开发最适合客户需求的金融产品。也就是说，Capital One的产品经理们，会针对客户需求运用大数据进行无数次测试，从而设计出最符合客户需求的产品，再投入市场进行推广。就是这一理念，使Capital One从名不见经传的小银行，华丽转身为美国前十大银行之一。

美国征信市场基本被三大征信公司所把持，其他银行都直接购买这三家的服务，而Capital One是自建信用评估模型。对比Capital One的信用模型和外部征信公司的信用模型，针对低风险客户，两者的评分是一致的，但针对某个评分临界点以上的非低风险客户，Capital One的评分模型更加准确。

大型银行在开发科技创新，监管也要跟随创新的步伐。2011年英国发布《金融监管新方法：改革蓝图》，启动体制改革。2013年，英国金融服务管理局（FSA）被金融行为监管局（FCA）和审慎监管局（PRA）替代。金融科技由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

英国的金融行为监管局负责四件事：一是与科技企业对话，帮助企业理解监管框架，更好地适应监管体系；二是为企业打开国际市场或为国外企业进入英国市场提供帮助；三是为金融科技企业提供咨询服务，协助企业达到合规门槛；四是实施沙盒项目。

“沙盒”属于网络安全领域的概念。病毒、木马肆虐，需要杀毒软件、木马监测软件来应对。但是有些病毒、木马未运行之前完全搞不清其具体行为和可能产生的危害。于是在操作系统中建立一个虚拟环境“壳”（亦称“盒”），让病毒、木马运行，通过其运行，将其危害、破坏透彻分析，从而设计针对性的防范措施，后续查杀也更加有的放矢。英国的沙盒项目正是借用了这一概念。金融科技创新有些项目太奔放、有些项目投放市场会损害消费者利益、有些项目完全搞不清楚具体影响，同时监管也存在滞后和低效问题。可先将项目置于“沙盒项目”之下运行，任其大展身手。这样一来，监管部门可以把项目分析得清清楚楚，明白所有的利益得失，投放市场后的限制措施有了数据、依据，也就有了底气。监管得以伴随金融科技一起成长。

这里风景如何？

对比国外，中国的监管、金融挑战和科技创新有什么不同吗？

最大的不同是中国的资本项目和外汇还处于管制状态，受到次贷危机的冲击较小，这是好处，也是坏处。好处是中国的商业银行多宽松了一段时间；坏处就是中国商业银行没有经过危机的洗礼，随着资本项目的逐步开放、一带一路发展和人民币国际化进程，该补的课可能都要补上。

除此之外，剩下的问题如出一辙。中国的名义利率还是正值，但实际上，2016年的通货膨胀率预测是3%，实际利率已经为负。利率市场化之后紧跟着就是利差的收窄，躺着挣钱的日子一去不复还。本土的竞争愈发惨烈，商业银行一方面在要在国内市场拼抢着存贷，一方面还要绞尽脑汁挣中间业务收入。中国的金融工具本来就不丰富，股市、理财产品、房地产，等到房地产也不稳固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缓缓来迟，那下一个增长点在哪里？

放眼中国，反映出的问题还是经济增长乏力。2016年9月，银监会发布了《银行业金融机构全面风险管理指引》，银行监管进一步趋严，广大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机构可不受限制。而大部分互联网金融、金融科技本质上还是监管套利，在一定程度上成为监管机构重拳出击专项整治互联网金融的诱因。真正的根本，还是要直面难题，发展实体经济，进行结构改革。

总览全球，回看中国，这里还真是风景独好呢！

实习编辑：邬伊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