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对于情感的概念还有待澄清，但现实主义学者们是率先开始思考情感的。罗伯特·吉尔平（Robert Gilpin）认为，“正如修昔底德所说，人的动机是荣誉、贪婪，最重要的是恐惧。”事实上，恐惧是修昔底德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描述的核心：“使战争不可避免的是雅典力量的增长以及这在斯巴达引起的恐惧。” 恐惧使那些本来难以自圆其说的行为变得合理，而勇气、爱国和荣誉对修昔底德也很重要。情感也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的核心，激情是兽性的欲望和厌恶。 情感（取自拉丁语词根motions），或激情（the passions），在《利维坦》中是自然的且不可避免的。霍布斯考虑了几种情感：同情、欲望、荣誉和爱，到蔑视、嫉妒和悲伤。在霍布斯的政治论述中，恐惧是至关重要的：恐惧是一种本能，所有人对抗所有人的战争是一种自然的状态。恐惧使人们走出自然状态，组成国家。“那些使人们追寻和平的激情，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而这些向往和平的激情是安逸生活的必需品，也是人们通过辛勤劳作获得这一切的希望。”不可控制的激情使人们缺乏安全感，并解释了为何人们无法相信别人会遵守承诺或维持和平。 克劳塞维茨也提到了战争中激情的重要性， “作为一种的整体现象，（激情）的主导趋势总是使战争成为一种矛盾的三位一体：由原始的暴力、仇恨和敌意组成。” 到了二十世纪，现实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较少提到情感；在二十世纪中叶，当理性行为体范式成为主导时，相关情感的讨论则几乎从国际关系理论中销声匿迹。

关于情感的定义和普遍性情感是否存在的辩题将涉及诸如本体论、方法论和理论性的深刻讨论，因此在一篇短文中不可能提出且论证一个涵盖了为世界政治发展情感理论所需的情感定义。在基于对情感的来源和后果保持不可知论态度的基础上，本文作者提供了一个关于情感的简单定义：情感是个人向他人描述为感觉的内在状态，而这些感觉可能与生理、认知和行为状态及变化相关。因此，情感首先是主观体验，也有生理、主体间和文化成分。情感是内在的体验，但附加在这些情感上的意义、与之相关的行为、以及对他人情感的认可，都是在认知和文化上的解释和构建。此外，人类彼此之间的情感关系是以情感参与的类型和程度来区分的。情感关系可能是中性的，也可能以同情或反感的程度为特征。最后，有不同程度的情感激发（emotional arousal）。作者指出，本文提供的对于情感的定义是临时的，在未来应在讨论中改进。

关于情感的来源、运作和后果的理论遍布各种学科。从哲学领域来看，亚里士多德、马基雅弗利、笛卡尔、斯宾诺莎和休谟可能是讨论情感的最著名的哲学家们。亚里士多德认为情感是可以被修辞学操纵的东西，它也会影响到论点的接受。笛卡尔在《论灵魂的激情》中把情感看作是生物性的和认知性的，情感是发生在感知之后。康德和柏拉图一样，拒绝激情在理性中的作用。而大卫·休谟则持相反观点，认为理性 “只应该是激情的奴隶，除了服务和服从它们之外，永远不能假装有任何其他的职务。”

心理学中的情感理论是根据它们对情感的来源和后果的假设来划分的。自然主义或生物性的情感理论在西方文化和心理学中占主导地位。临床精神病学似乎为情感的生物学理论提供了支持。此外，来自认知心理学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论点：情感和对情感的行为反应是学习得来的，而且感觉和行为都受到个人对事件的思考方式的影响。社会建构主义者强调跨文化的差异和情感的社会功能。认知和社会建构主义理论通常与生物理论学派相对立，尽管这些方法不一定相互排斥。生物、认知和社会建构主义的情感方法在不同的层面（细胞、行为、社会等）解释了不同的发现。具体来说，正如对病态恐惧（pathological fear）的研究表明，没有一种理论方法能够解释经验、感知、认知、文化和生物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作者提出了关于情感的发生和变化，以及情感对世界政治中的感知、认知和过程或行为的影响的四个命题。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学者们可以对其进行研究。其中几个命题阐述了国际关系理论中隐含的关于情感的论断。在其他情况下，作者借鉴了其他领域的见解，将其应用于外交政策的决策、战争、和平和外交问题。

作者提出的四个命题如下：

第一组命题是关于情感的发生和变化的。作者认为，我们可以预期情感是随处可观察的，但情感的表达和强度，以及与特定情感相关的行为会有所不同。除了情感的表达是可见且不同之外，情感可以被学习和（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学习，情感所带来的行为也可以被学习。

第二组着重于情感对感知的影响。作者认为，对他人的感知和对其动机的判断将取决于行为者预先存在的情感，以及行为人之间的情感关系。情感是感知过程的一部分。例如，安全困境的概念是以对意图的感知为基础的，而不是以现实为基础的：一个群体为保护自己所做的事情可能被另一个群体视为具有侵略性。

第三组是关于情感和认知之间的划分，强调情感对认知的影响。例如，情感会影响诸如信息收集和处理和对成本、风险和收益的计算、接受某一论据或类比应用的能力等这些认知过程。

第四组命题侧重于情感在一些国际政治中特有的过程中的作用。例如，世界政治中的威慑、建设和平和对规范性秩序的遵守的这些现象往往是从一个基于理性的角度去设想的。但是情感在这些现象中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无论行为者是否试图操纵情感及其产生的行为，或情感的作用未被识别。

对情感的研究可能会导致对世界政治中的代理人和机构进行基本的重新概念化。无论是个人还是团体，都不具有大多数世界政治理论所认为的效用最大化的、非情感化的理性。尽管决策者不是经典意义上的理性，但他们也不一定是非理性的。相反，人类是有理性的；人类所做的决定总是既符合经典的自利性，又符合情感。虽然把“推理”（reason）和“理性”（rationality）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甚至交替使用的情况并不少见，但如果能更精确地使用 “推理 ”和 “理性 ”这两个词，并把理性决策作为推理过程的一个子集，那么理论研究将会得到加强。实践推理、类比、理性的效用最大化，以及如默瑟（Mercer）所说的，“对理性而言至关重要的”情感，都会是推理过程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