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园惊梦》

（郝尔茂）……你就是这样抛弃你的最神圣的责任吗？（娜拉）你以为我的最神圣的责任是什么？（郝）还等我说吗？可不是你对于你的丈夫和你的儿女的责任。（娜）我还有别的责任同这些一样的神圣。（郝）没有的。你且说，那些责任是什么？（娜）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责任。（郝）最要紧的，你是一个妻子，又是一个母亲。（娜）这种话我现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个人正同你一样——无论如何，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

易卜生笔下娜拉的故事，自从进入中国，便引发了激烈的社会讨论。为了寻找独立自我而离家出走的娜拉一时成为近代新女性的代表，而她的名言，“我务必努力做一个人”，也成为近代女性的独立宣言。

娜拉的叙事，激励了许多觉醒女性走出家门，去追求为妻为母之外的个人价值。但是，许慧琦在她的著作《“娜拉”在中国》中指出，“娜拉”形象在中国的衍变，使得“娜拉”精神有时并不完全为女性服务，无法使女性从当时的困境中解脱。

出走，但是走向何方？不断强调“做一个人”的论调，其实可能是一种陷阱？

我们从《“娜拉”在中国》一书中节选了部分内容，探索“娜拉”形象背后的多重诉求，看见出走女性遭遇的瓶颈与困境。

以下内容选自《“娜拉”在中国》，选文有删节

被建构的“新女性”

娜拉在中国，果真只是新女性代表吗？

或者，换个角度问：民国论者构建与宣扬娜拉精神，为的是谁／什么？

当时的报章刊物、时人论著与文艺创作等史料，大体反映出娜拉最初乃“五四”知识男性的论述产物。自20世纪20年代以降，伴随着女子中高等教育逐步开展，为数渐增的知识女性或坐而言或起而行地，加入再现娜拉的行列。北伐后到抗战前的20世纪20年代后期到20世纪30年代前期，从女学生成长为各领域专业女性的论者，接棒发扬娜拉新意象。此一随时而移的娜拉形象，看似只象征新女性，且只为女性服务，实则不然。

娜拉得以在中国社会发挥如此广大深远的思想影响，关键在其超越性别、阶级、族群和年龄籓篱的自立与反抗意识。当娜拉现身“五四”中国时，体现的是具普世意味的新人理型。易言之，新人性是娜拉的原型，新女性是衍型。但娜拉衍型的相关论述，很快便凌驾其原型，并广为后世接受。

新女性作为中国娜拉的衍型，透露出中国新女性论述的本质，并非专为女性自身需求服务，而是以宣传符合各种大叙事的新女性特质及表现为宗旨。法国哲学家利奥塔表示，每个时代皆存在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或信仰体系，即所谓大叙事（grand récit）。近现代社会的大叙事，自我标榜为具现普世真理与正义，并以应然的典范权威支配实然发展。近代中国亦不例外。

自天朝体系受国际体系挑战的清后叶以降，中国便在救亡、自强、变革与解放等诉求下，发展出接受西方价值观的大叙事。而从性别视角观之，这些大叙事，清一色都是男性本位。男性本位观，即以男人主导的权威、机制及组织，来开展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活动以及建立性别关系。原则上，维持既有分工秩序的性别论述，都属男性本位。

这绝不表示，男性本位思维不支持女权。男性本位观的女权思想鼓励女人做男人从事的事，到男人主宰的社会场域活动，却不会相应鼓励男人做女人做的事，或发展良好的女性化气质。一言以蔽之，男性本位观抱持“男人是人，女人（至多）是类男人”的心态。这使男性本位的大叙事虽允许甚至鼓吹女权，女人却始终无法挑战男性性别优势。

《游园惊梦》

许多近代中国的女权思想，都基于男性本位大叙事而发。梁启超的《新民说》与金天翮的《女界钟》，可谓清末最具代表的男性本位女权论述。这些受西潮启发，而欲振衰起敝的改革／革命精英，都不约而同将目光望向受无识与缠足所苦的女性。梁启超形容得最为贴切，全中国若有半数之人都是分利者，国家如何得兴？因此，欲新中国，不只须新民，还得新女性。从清末到民国，各种大叙事随时间推移而生，不少都以反传统为基调，以追求中国的现代性。新女性是这些大叙事实践过程中的核心部分。娜拉，便成为这些大叙事着意宣扬的新女性象征。

自“五四”以来，以追求个性解放为重的新文化运动，开启了启蒙觉醒的大叙事。此一大叙事强调欲新中国，须新文化；欲新文化，须新青年。它的矛头，指向种种约束青年行动与人生选择——如求学与婚姻——的权威体制。觉醒的重点，在于突破被视为阻碍个人发展的陈俗旧习，这些旧习既广涉礼教纲常，也包含家族／家庭专制。走出传统，不论思想或行动层次，便成为接受启蒙觉醒大叙事的关键。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反传统思想，将清末已出现的文明结婚激化推进为自由结婚。以欧美自由恋爱及科学优生思想为基础的自由婚恋大叙事，在20世纪20年代前半期迅速形成。提倡者将自由婚恋定位为同时可裨益个人、男女双方、社会乃至国族的现代性核心。

与此同时，由国共两党主导的妇女运动，被融入政党推动的国族大业，而以解放平权大叙事的面貌出现。此叙事强调男女平等，妇女解放须以社会解放为依归，号召女性在社会公共领域为自己争权、为社会谋利且为国家效劳。以上重点有别的民国大叙事，都需要女性不仅独立自主，且做对社会有用的人。

《玩偶之家》中娜拉觉醒后立意出走的表现，成为上述三类大叙事之理想新女性的公约数。娜拉坚定果决，有自知之明但也有闯荡社会的勇气。她的反抗与自立精神，成为这些大叙事论者共同拥护的新女性主要特质。娜拉的出走，更从“五四”以降，成为新女性追求现代生活与社会贡献的重要指标。

拜娜拉论述之赐，许多民国女性理直气壮争取在社会上的立足之地。然而，“女性加入男性专擅的活动领域”之类的思维，既未挑战男性社会优势，也未改变女性的家务责任。因此，职业女性及男性本位的新女性论述，皆陷入矛盾困境。对职业女性而言，虽得社会发展机会，却须面临传统女性不曾有的公私领域“双重负担”。

新女性论述总是以符合男性本位的国族与性别价值观来评估、规范女性的言行表现。基本上，那些只满足女性小我而非为社会或国族大我的行径，皆容易被男性本位大叙事批判为自私。从围绕娜拉延伸的各种女性论述，便可发现此种趋势。由此可知，并非所有效法娜拉出走的中国女性，都会获得上述大叙事论者的认同与肯定。中国娜拉的新女性论述，是在符合男性本位的现代性叙事前提下出发的。此即中国娜拉论述的局限。

《末代皇帝》

出走，真的能走向自由吗？

“五四”时人将中国的娜拉形象定位为未婚出走，并由青年男性鼓舞女性共赴响应，却未深思女性更为弱势的处境，导致不少女性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由男性主导的女子解放运动，很容易引致（以男性为本位的）人性压倒女性的论述走向，淡化男女差异的重要性。民初中国身处军阀掌权，外力侵凌，经济受内外强权操控的局面。男性无法自外于社会动荡与失序带来的困境，但女性则除此以外，更须面对未消失的缠足、婆媳、生育等各种性别角色问题。

妇女问题确实在此时，受到进步言论的高度重视；两性都同样，被期许应努力做人。但那些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多将妇女问题视为人类问题或文化问题。此举反使妇女问题，沦为男性达其终极目标——全盘改造社会——的手段而已。这是近代中国“妇运”与西方“妇运”发展的重要差异之处：前者常由男性代言，后者则由女性主导。西方女性向男性中心社会提出种种性别问题，进而设法动员女性甚至男性共同解决。反观中国，虽自清末以来，少数女性已有觉醒意识与杰出表现，但直至“五四”初期对女子问题的关注，仍多由男子代庖。

既然男性超越性别藩篱关怀女子处境，便有可能略过性别特殊性，直接强调当时男女青年共有的问题，借此替男性说话。因此“五四”时有男性坦承：“我们今天提倡女子解放，不是为女子解放提倡女子解放，也不是专为人道主义，对于女同胞的同情心，提倡女子解放。是从我们本身的利害打算，不能不提倡的。女子解放与我们本身的利害有莫大的关系，女子不解放我们本身不得了的。”

《黄金时代》甚至到20世纪30年代，有论者谈及女子的失恋、失业与失学问题时，仍表示“以上的‘三失’也何尝不是男青年普遍的烦闷呢？这是由于国内军阀的为虐和资本家的作祟”。该名论者将女子问题归于帝国主义的肆虐，并以两性共同奋斗以“顾全大局”的解决方式，轻易抹杀了女性问题的独特本质：“亲爱的姊妹们！现在不是男女争权利的时代，乃是两性分工合作的时代，又是双方共同奋斗的时代。家庭革命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社会革新的时机已经临头了！……维新的女青年们！快快起来努力创造社会意识和培养改良实力的工作吧！”近代中国的妇女运动或妇女解放遭遇的最大瓶颈，在于争取平等与自由的主导权，并非掌握在妇女本身。不论“五四”时期个人主义式的自我觉醒，或日后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式的全体解放，其主要焦点与诉求，都是以无性别之分的群体利益为重。娜拉在中国的第一个形象——“自救娜拉”——似乎已预示此种服务男性利益的新女性本质，无法尽由女性自身掌控。娜拉式的出走，树立了“五四”个性觉醒的典范，赋予中国女子冲决网罗的动力。但由于社会环境与经济结构无法配合，时人遂普遍产生“妇女解放要先办到经济独立”的想法。所以，20世纪20年代很快便出现欲求妇女解放必先完成社会解放之类的论调。这类冠冕堂皇的论调，持续让妇女解放臣服于种种以男性本位的大我为重的大叙事。陈独秀在1921年便指出，“如果把女子问题分得零零碎碎，如教育、职业、交际等去讨论，是不行的，必要把社会主义作唯一的方针才好”。陈独秀的逻辑，是时局艰困导致个人难以突破，因此必须追求整体社会解放。这样的思考看似合理，却再度使妇女解放居于社会（或民族）解放之下。“五四”的新文化思潮，驱使深受家庭桎梏的青年男女都渴望走出传统，却也使妇女解放的呼声与诉求，屡屡在“两性应共同奋斗”的前提下被男性绑架。陈独秀对个人不自由的慨叹，与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所抒发的男人女人互作傀儡的心情，有相通之处。《黄金时代》当时中国的男男女女，都有无法卸下的重担，与难以逃脱的困境。纵观其时的客观情势，五四青年实在没有出走的条件，青年女性尤其缺乏出走后的经济自给能力。学者刘再复与李泽厚都强调过，“五四”时期的个性觉醒到后期，之所以再度为集体声音所取代，便因当时“没有相应的独立的经济前提和社会条件”。出走，成了诱人的陷阱。后代名小说家张爱玲，曾如此描写娜拉当年的影响：“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然而，这段话主要在反讽人们出走后的去处：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哀恳道：“走到哪儿去呢？”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真正有出走能力的青年，也就是鲁迅所谓提包里有钱的人，在那时的社会实不多见。不少家长掌控儿女的有力之道，就是断绝其经济来源。怀抱崇高理想的青年，诸如欲行共产的工读互助团，多因受无经济生产能力而宣告失败。诚然，“五四”是女学生与女工首度参与爱国运动、扬名中国史的重要阶段；也确有某些女性冲破难关，追求新生。然而，更多出现在报端社会新闻版某处的无名女性，始终无力战胜环境，竟至屈从或寻死。由新青年引领、新女性继之的“五四”出走风潮，于女性而言是否为正确之途？这个问题，恐怕并非当代多以赞扬之意，回看“五四”娜拉如此简单。?【相关书籍】

《“娜拉”在中国》20世纪初，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成为中国女性自由独立的偶像，却也被扭曲和利用。本书梳理了“娜拉”在近代中国传播与演变的历史，剖析中国女性解放与复杂现实之间的关系：维新人士提倡女子教育，要求她们贡献社会；新文化运动倡导女性独立，忽略其个性与诉求；“五四”新青年鼓励女性反抗包办婚姻，却未改善社会环境；解放运动号召女性投身革命。百年来，中国女性虽获解放，却仍未掌握话语权，这正是她们亟待解决的困境。